在＜千照激起億層浪＞一文，小臣主要就警權問題談陳冠希事件，反而沒有好好寫一寫性／私隱以及互聯網對這些界限的顛覆，白白浪費了一個好題材，今天再寫雖好像有點過時，但這個題目實在有趣，就當是「上半年大事回顧」吧。

大眾對性有無限好奇，但一戴上家長／長輩這個面具，便馬上變身清教徒，以穩佔道德高地為己任。人人一面搜集所有淫照並和「好朋友」分享，一面齊聲譴責無端被捲入事件的女星，並要教導子女以免他們「學壞」。沒有人反思自己的分裂人格，也沒有趁機向子女及後輩分析演藝事業的虛假真相：大部份藝人販賣的就是身體，演技最高境界就是台前的演出和台後的自我完全兩樣。我們卻要求阿嬌真的是穿比堅尼泳衣也會害羞、未嫁人之前不會跟男人上床的「真玉女」，但忘記了她和阿 Sa 的唯一資本，正是為少男及「金魚佬」提供性幻想；大概沒有人真的會天真及傻到去聽「穿屎」唱走音歌吧？

性和身體是人類權力史的永恆鬥爭對象，男權統治階級把女性客體化，以鞏固對女性的絕對佔領。女性身體在西方藝術表述的重要性，活脫就是一部性史。資本主義把藝術顛覆和商品化，亦把性和女體帶到大眾文化的領域，性的暗示無處不在，背後就是權力對女性的操控，而偶像歌手不管有沒有歌藝，都要在「適當時機」賣弄性感。慾望可以販賣，但性慾卻不可失控，否則社會秩序消失，生產力下降，統治階級便要下台。故此道德倫理仍然要宣揚，為的不是維護傳統價值，而是保持整體社會機能的運作。

這次事件顛覆了的，是私人空間和幕前的那條界線。以往藝人私生活雖然都是大眾偷窺的對象，但傳聞和眼見始終是兩回事，在閏房中肉帛相見的最私密一刻，忽然像電影劇照般在公共空間廣泛流傳，在互聯網的世界終於成為事實。十多年前假如沒有互聯網，這些照片就算流入傳媒的手中，最多也只敢「打格」刊出，但亦要冒上被刑事或民事起訴的極大風險。法律不能應用在互聯網中，就是令警方進退失據的原因，鎮壓性國家機器失效，絕對會引致統治危機。套入上一段的討論，陳冠希事件所引申出來的，是對性慾監控失衡的恐懼，對統治階段來說最不可接受的正是這一點，而不是明光社之流的泛道德教條主義式的抱殘守缺。

不過陳冠希流出來的照片所展示的場面，卻正正是對女性佔有和「擺佈」的最佳示範，完全符合傳統陽具主義霸權的主流論述。學校若是要搞討論，不應只是流於「應不應該拍這些照片」這麼膚淺的層次，而是應該趁機把陽具主義／女性主義／大眾文化／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權力論拿出來讓小朋友們認識，以培養他們的獨立批判思考能力。

  回歸十年，在一連串歌舞昇平的唱好聲之中，《星期日檔案》及《鏗鏘集》卻來個對愛國教育的反思，可謂近期唯一有觀賞價值的電視節目。小臣也趁此機會，深思一下殖民、後殖民和愛國的互動。

香港是殖民史上比較獨特的例子。她在割讓予英國之前只有少數居民，而整篇香港的發展史，都是在英國人管治之後才書寫出來的。香港在二戰後不斷膨脹的人口，大部分是逃避中國共產黨的暴政而來，故此當香港要回歸祖國之時，大部份人的心裡是惶恐而不是喜悅 – 資產階級怕會被鬥爭，過慣了自由生活的一般民眾不想被控制思想，加上由一個相對進步國家的管治下，要落入封閉落後的共產政權手中，沒有憂慮和不安是騙人的。八九年六四屠城，共產黨在全世界的鏡頭之下公演暴政的凶悍，把香港人的最後一點信任亦抹殺掉。

可幸後來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不歸路上，不能再走毛澤東那一套，而經濟上的不斷發展，也讓香港對內地的依賴越來越深。不可否認的是，在一國兩制的關口上，回歸後中央尚算守得緊，很多人的憂慮也因而減退了不少。可是中國在政治上並沒有向前走過一步，任何對共產政權的威脅，仍會在萌芽前被消滅。有人以為內地媒體可以報導一些影響民生的事件（毒菜毒魚毒蛋毒奶粉），就是開放的第一步，但這些只是表面化的「洩洪」手段，政治方面的批評還是一句也談不得。這種在民主路上的死結，正是令香港中生代不能建立愛國情懷的原因之一。

香港人之中，除了傳統左派之外，反殖的思想一向不濃，除了文革時期在香港發生過大規模的暴亂之外，沒有人因反殖而衝擊殖民地政府。中國政府亦沒有積極鼓吹香港人反殖，因為反殖可能帶來獨立的訴求，而獨立從來不是一個選項。其他殖民地以獨立告終，而香港只是政權更替，殖民地人民沒有選擇的餘地；所以對香港人來說，回歸只是更換宗主國而已，不像其他成功獨立自主的地方那樣，讓人民對新政府產生由衷的歸屬感。另一方面，強加於我們身上那「一國」，和在香港行之有效的普通法、三權分立、尊重人權的制度根本格格不入，連認同也未必談得上，當然更不可能投入去愛國。而中央政府也不時擺出封建家長的面孔，重覆地告訴我們「一國在兩制之上」，「中央給予多少，香港就有多少」。要求臣服乃無可厚非，但奢求兒子去愛一個扳著臉孔教訓、沒有商量餘地、從不打算以理服人的老父，只能是緣木求魚吧。

英國人很聰明，知道在百分之九十九人口是中國人的地方，沒有可能要求他們效忠英國，所以在其管治期間，一直和一般市民保持一定的距離，既不要求他們愛英國，也只在深宵才播英國國歌，但亦沒有積極推動中國文化教育。在內地逃來的上一代香港人，只是抱著過客的心態，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好好賺錢／避難。建立「香港精神」、對本地產生認同感的，是戰後在香港出生的一代。但所謂香港精神，只是單純地建基於沒有根的繁華空殼之上，在經濟泡沫爆破、內地經濟迎頭趕上的今天，身份認同危機便浮現出來。此時此刻，當我們被問到自己是什麼人時，竟有不知如何應對的隱痛，實在是殖民／後殖受害者的最佳寫照。

今天在香港搞愛國教育，上面的歷史因由一概講不得，因為充滿了政治不正確的語言。在學生的歷史課本上，在寫到中英八四年簽訂聯合聲明後，下一句便是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祖國，中間那一片空白，無助下一代瞭解面對政權更替那一代人的心態。此外，愛國應是讓人民由敬而生愛，而敬是由衷自發、是長期觀察後因理解而產生的尊崇之意；蒙蔽式的崇拜毛澤東搞了不少，最後亦被歷史所唾棄，如果有人以為經濟高速發展、射了一個人上太空、成功搞一次奧運 …… 等等就可以讓我們「心繫家國」，那也未免膚淺了些。假如中港在民主、政制發展的步伐上不能走近一些，我看到的只是更多的疏離和對抗，要我在這種情況下由衷地愛國，只不過是空想。

  「集體回憶」，指的是超過一個人以上對感情、場景、物件、圖片或事件所共同擁有的回憶。今天在香港經過「天星．皇后」事件的沖擊後，大概無人不曉這個用語，亦帶來令為官者大為頭痛的一種新型政治抗爭。


(Photo from http://www.chipin-kaiya.com)

香港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翻天覆地的發展後，居然由一班年輕人出來保衛「集體回憶」，不可謂不諷刺。這些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朋友，天星和皇后碼頭不可能對他們有太多歷史意義，他們行動的原因，是清拆天星所代表的新一波城市發展。一方面基建泡沫後帶來的蕭條對他們來說記憶尤新（就像是本世紀初的經濟倒退對他們的打擊），另一方面他們賴以建構身份認同的東西買少見少，故此抓住了這個議題來向建制反撲，以表達潛意識中「時不我與」的恐懼和不安。在這件事件中太多反智的非理性討論，加上政客在煽風點火，很難再平心靜氣地表達意見。老實說，社會上認同要不顧一切地保留皇后碼頭的聲音不多，誰有興趣在新海傍的中央放回這醜陋的混凝土結構？

「身份認同」是這次事件中另一個被扭曲的概念。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需要一個有關生活方式、態度、行為，甚至事件、場景所構成的整體論述，單純地把身份認同和集體回憶掛鉤，不過是以偏蓋全。抽離了香港殖民地歷史和海港發展的天星及皇后碼頭，就是把身份認同這個議題過度化約。要知道發展、動感、效率及創造奇觀等等，其實也是「香港精神」的重要一環，沒有了發展、死水一潭的香港，可能會令更多人產生身份認同危機。我不是提倡發展要凌駕保育，事實上兩者有共存互補的空間，只是希望帶出一個訊息，就是不要把集體回憶和身份認同的議題單一化。

在喜帖街及天星碼頭的事件中，也暴露了現行城市規劃遊戲規則過時的一面。這種在上世紀訂下來、以精英主義為基礎的規劃過程，完全由技術官僚掌控，城市規劃師純粹以技術考慮，把社區切割為一個個方塊，再在上面標上諸如 "C" (商業用地）、"R"（住宅用地）、"CDA"（綜合發展區）等等的標記，然後把這張名為分區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的圖則交予城市規劃會討論並刊憲，兩個月內沒有人反對便可建議政府通過。一般民眾根本不瞭解這個過程，更不可能看得懂分區大綱圖及其充滿技術語言的附件，整個規劃過程完全把市民拒於門外。此外，九十年代以後的城市發展趨向，是把地皮大面積化，發展商為用盡地積率，便在地皮上建一個大平台，再把高樓堆在上面，形成了所謂的「屏風樓」，大家到將軍澳及荃灣海傍，便可見到這種城市規劃的惡果。

在一連串反對的聲音中，政府在啟德再次規劃的過程裡，採用了另一個極端的方法，便是搞大規模的諮詢，讓公眾全程參與。好處自然是讓持份者可以表達意見，但最後當政府只是把公眾需要的東西無序地堆放在一起，便是另一個惡夢的開端。啟德最新的分區大綱圖就是這樣「創作」出來的，公眾要郵輪碼頭都會公園大型體育館低密度住宅嘛，統統給你，功能性的考慮？不用喇，最重要是沒有人反對，於是大家日後從沙中線的啟德站出來後，四周會被公園包圍，要走五十至一百米才可到達最近的建築物（想像一下銅鑼灣站放在維園內），都會公園及大型體育館沒有公共交通直達，連接啟德和九龍城舊區的是「地下購物大道」（誰會到九龍城逛地下商店？），原跑道上擁有維港海景的是商業大廈，而低密度住宅卻對著「觀塘大坑渠」的臭水和躉船，真是要多荒謬就有多荒謬。

當在規劃過程中專業意見完全讓步後，得出來的就是這樣的結果。我們要的是專家和市民一同合作，不要極端的只有專業意見或只有民意。啟德的發展要十年以上，當大家在 2020 年見到成果後才後悔，可能為時而晚。希望在下一次的規劃過程中，可以見到多點合作，少點對立及爭拗。

 (路透社圖片)

  澳門在五．一勞動節由工人遊行引發的警員開槍事件，揭示了「東方蒙地卡羅」在歌舞昇平下的暗湧，也正好讓大家反思一下，到底經濟發展是否就是一切？究竟應否優先建立健全的社會制度？什麼是公平的資源分配？警察是公僕還是鎮壓性國家機器？

我也希望可以趁這次社會運動，簡介一下有關的理論，並借澳門的例子來稍作解釋。

馬克思 － 有看這個系列的朋友大概也耳熟能詳了：馬克思把人類歷史的發展，看成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互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最終將不容於生產力解放後的社會。無產階級在醒覺後，便會在資產階級的手中奪回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在馬克思眼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是必然的事實，而示威、抗議甚至革命均是合法的鬥爭手段。

以此理論套入澳門社會並不太合適，因為工人示威的原因並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要求一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他們也不是要打倒在當地掠奪了大部分資源的幾個寡頭壟斷者，而是希望「分享經濟成果」。

James Davies － 他的學說很有趣，和其他人的見解不同，他認為抗爭並非必然發生在壓迫及剝削的社會，反而在生活水平提升的環境下，社會不安的情緒更容易滋生，最後釀成暴亂甚至革命。原因是在改善生活的進程中，未必人人可以受惠，在人人沒飯吃的日子，可能比只有自己沒飯吃的時候更好過，在沒有方式爭取公平待遇下，不滿的情緒很容易被激化為暴亂。

這個理論頗能解釋澳門的現狀：經濟高速增長，但政府沒有相應地提高公共商品（如公營房屋）的供應，並支援被摒於賭業門外的其他技能人士；加上黑工處處，令本地工人開工不足……等等。這批沒有在經濟增長中受惠的澳門人，卻要面對通漲以及樓價飛升的禍害，不滿情緒一發便不可收拾。

Davies 學說的不足，是以單一的角度看社會運動，忽略了其他因素；他的理論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經濟體系，可以在不公平對待各階層下和平地發展起來。

Charles Tilly － Tilly 以四個因素分析社會運動變成暴亂／革命的成因：組織、動員、共同利益及機會。

組織 － 未必需要是固定及正式的組織，好像在澳門的例子，遊行只是由幾個工會團體發起，但響應參與的卻是一般民眾。關鍵的因素，是在合適的時間以最能打動人的理由來組織群眾。

動員 － 具備足夠的資源才有能力動員，換句話說，就是有適當的武器才能上街抵抗武裝鎮壓，而澳門工人赤手空拳抗爭的後果，便是在短時間內被驅散。遊行要變成暴亂甚至革命，需要有組織地計劃及部署，韓國農民在世貿會議期間的舉措，便是最好的範例。

共同利益 － 沒有共同利益便不可能有集體行動。澳門的工人除了沒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外，還身受其害，有了共同敵人，很容易便被號召起來參與抗爭。就正如 1．7．03 那樣，五十萬人香港人出來，因為有一個共同的訴求，就是要董先生好好反省自己是否有能力當特首。

機會 － 有了上面三個原素，還要有觸媒劑來引發。五．一本身就是推動工人爭取權益的好日子，而 1．7．03 的契機則是廿三條立法。

要符合上述四個條件，社會運動才會演變成動亂。澳門的五．一事件符合了三個條件，但動員能力不足，很快便被撲滅了。

Tilly 的另一個論述也很有趣，就是暴亂只在武裝鎮壓下發生。五．一當天若不是有「神勇特警」開槍，未必會發展成後來的推撞。Tilly 理論可說是最廣泛探討社會運動和動亂的學說，可以解釋不同的社運為何會達至不同的結果，下次再有大型社會運動時，不妨以這個理論框架來分析一下。

  時代雜誌把「你」選為零六年的風雲人物。從雜誌封面的倒影，這本雜誌的讀者（大部份是西方中產男性白人）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真的以 Web 2.0 改變了世界，在「無邊界的網上世界」中打破地域彊界，讓所有人都可以發表、參與，甚至顛覆傳統文字／影像媒體的操控，在光纖搭建的世界中達至真正的資訊民主。

真是天真得可以。

姑勿論這種「民主」本身已經充滿了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意識形態，充滿了高高在上的第一世界優越感，事實上這個所謂資訊民主的背後，還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不平等之上？擁有一台電腦並接上互聯網，在第三世界被剝削的農民及生產者眼中，依然是遙不可及的事情；或許他們根本沒有想過要什麼電腦，因為當你每天依然為口奔馳，希望今年的收成在扣除成本及稅款之後尚有剩餘，希望明天有能力補好屋頂的滲漏之際，資訊、民主都是與你毫不相干的問題。就算他們接上了互聯網，開了一個網誌書寫他們生活上的苦況，在第一世界的中產男性白人會去看嗎？看了之後能理解嗎？能明白「資訊民主」的網上世界是建基於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剝削嗎？

Web 2.0 也不能改變文化差異而引致的衝突，也沒有能力去挑戰權力的實際運作。事實上這個「你」大概也不會以無遠弗屆的網絡去理解依斯蘭世界對事物的看法，亦不可能以網絡上的民主去推翻布殊繼續增兵伊拉克的決定。或許大家會為一班人在網上發起保衛天星碼頭的行動而感到興奮，但殘酷的現實是大部份人依然相信主流價值，而 Web 2.0 的內容主要還是鞏固這種價值而已。

網絡世界亦是一種新型的資本主義市場，就算你不在網上購物和參與各樣花錢的玩意，也要付上月費才可以接上互聯網，得益的是擁有大量資本的網絡供應商，電纜商和媒體。最可笑的是我們在 Web 2.0 提供的內容，卻成為網站架設者交通流量的來源，最後這些人流被量化為收購價值，令網站架設者賺取巨額的收入。You Tube 如是，無名小站如是，提供內容的我們卻分毫不獲，成為新型的網上無產階級，無條件奉上「生產剩餘價值」，替網站架設者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而有能力收購的公司必然是更大資本的擁有者，在收併的過程中掠奪更多的剩餘價值，以擁有更大的市場佔有率。所以說到底，在一片歌舞昇平的背後，還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在運作；網上世界可能比真實世界更自由，但我們並沒有改變過虛擬世界背後的權力關係和意識形態。

(原文刊於我的網頁)

  林夕最近為李克勤填了一首＜天水圍城＞，成為大碟《演奏廳II》的主打，天水圍再度成為談論焦點。這首詞的沙石甚多，不過這篇文章不是詞評，而是借題發揮，從另一些角度談一談天水圍。

在零四年四月，天水圍發生了家庭倫常慘劇，在傳媒的筆下成為了「悲情城市」，突顯了它的「五高兩低」問題：人口密度高、失業率高、領綜援比例高、單親家庭比例高、家庭暴力／青少年問題數字高；謀生能力的偏低及教育程度偏低。天水圍成為比深水埗及官塘等傳統舊區更差，亟需政府投放大量資源的地區。情況真是這麼嚴重嗎？

天水圍是香港的第八個新市鎮（前稱衛星城市），在八十年代末開始發展，以填平低窪地帶及魚塘創造出二百公頃的土地，加上原來二百多公頃的可發展面積，成為一個共容納三十多萬人口的新市鎮。此市鎮的規劃為純住宅，南面是大型私人屋苑（後來長實取得發展權建成嘉湖山莊）及公共房屋的混合，有兩個大型公園，休憩用地可算足夠。問題是在嘉湖山莊以北一帶，在八萬五大躍進期間建成的居屋全部改為公屋，入住的清一色是新移民和低收入家庭，公共設施奇缺，連像樣的公園也沒有一個。

天水圍最大的問題是對外交通，原規劃沒有預留西鐵進入市中心，要依賴輕鐵貫通全區，甚為不便。三號幹線也只是到了元朗便駁入速度較慢的道路，故此由天水圍往市區動輒要一小時以上，這才是使一般大眾卻步的主要原因。慢慢地，天水圍的公屋便成了沒有選擇權的低收入、單親及綜援家庭的集中地，而家庭問題自然較容易發生。

或許可以用城市社會學的理論去審視天水圍的發展。芝加哥學派（Park）以自然生態作類比，把城市看成弱肉強食的大自然。套用在天水圍，則可把此地看作食物和資源較少的旱地或沙漠，是被猛獸驅逐出來的其他動物的棲身之所。這種看法簡單易明，但忽略了人的因素，因為交通規劃問題是人為的誤失，這塊「旱地」並非自然產生，競逐的動機有所不同。

後來的芝加哥學派（Wirth）把焦點放在城市生活的疏離和冷漠之上，並以此解釋都市化對整個社會體系的重大影響。香港本身已是一個都市，在天水圍居住的市民不見得比其他地區的人更疏離，反而問題出現在聚集在同一個區的受害者，冷漠論不能解釋為何三個女人會相約一同自殺。

較新的城市社會學理論（Harvey，Castells）把城市化看成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權力現象，商人和銀行家只會選擇有獲利機會的地方投資，政府不得不協調發展，並把都心地帶讓給付得起高地價的商人進駐，而把稅收用作提供「集體消費品」- 就是公共房屋，交通及其他基礎建設。在競逐土地資源上，一般市民在缺乏議價能力之下，便要遷到都心以外的地方居住，而弱勢社群就更只能到環境較差及交通較不方便的地區。這個理論似乎較生態論更能反映天水圍的情況。

再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天水圍社區是一個身份認同危機的悲劇，社會大眾越是關注它，住在裡面的人的「他者」標籤就越明顯，外面的人口中關懷，其實心裡慶幸自己不是住在天水圍；另一方面，天水圍的居民就只有逃避／遮掩自己的身份，以免被看成是五高二低的一份子。我們的「關注」其實是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對改善社區其實並沒有實質幫助。若是天水圍的居民能擺脫自己的標籤，組織起來互相幫助及向政府爭取資源，可能比連天水圍也未踏足過的外人指指點點來得更有意義。

(原文刊於我的網頁)

科學伴隨工業革命釋放了生產力，在之後的二百年大大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在以往科學只是一門工藝技術，從來不及文學及哲學般受人尊崇。但就在這二百年，當蒸汽機、發電機、電燈、通訊、攝影、原子彈、現代醫學等不斷帶來震撼性的衝擊之後，科學的地位亦不斷上升，人們臣服於科學之下，就像古人膜拜圖騰一樣。愛因斯坦、高錕、楊振寧及霍金大家都景仰，但胡塞爾、哈伯馬斯及奈保爾就不在一般大眾的認知範圍之內了。

科學圖騰化到了一個地步，就是任何穿白袍的人我們都把他當成權威。去看醫生，他要你吃維他命丸及抗生素你不敢說不；在電視節目當我們看到有人煞有介事地在實驗室把溶液倒來倒去，便對產品的「嚴謹生產程序」肅然起敬；見到幾十人坐在一個大房內看著一堆電腦及一個大螢幕，便覺得美國太空總署是人類科技之結晶。大家不去懷疑醫生和藥廠背後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令我們吞進了多少不必要，甚至壞處比好處多的藥物；大家也不去懷疑產品廣告的鏡頭背後，其實大部份的資金不是花在科研而是市場推廣等環節之上；若不是哥倫比亞號大爆炸，也沒有去懷疑穿梭機是何等兒戲。科學成為真理，沒有人想到範式終有一日轉移，今天的不變定律，明天也可被人唾棄，大概正因為我們就活在今天吧。

你會問，信任科學有甚麼不對，它不是為我們帶來方便及進步嗎？

問題是不懷著批判的角度去接受，則任何事均變成理所當然。科學成為權威之後，反過來成為操控我們的工具。我們現在好像比中世紀的人自由，但其實我們的一切都在政府及不同權力機構的監控之下，科技越發達，監控便越容易。放在每一個角落的閉路電視、我們身份證及車票上的晶片、通訊內容、在不同機構因不同原因留下的個人資料、在互聯網上的所有動作，均可以因為「公眾安全」而成為監控工具，但我們卻懵然不知。

此外，任何人只要其行為不為社會所容許，便被標籤為異類，自願或被迫接受「治療」；現代醫學就是一個監控的手段，「病人」其實是一種標籤，目的是把這類人放在被監視的行列，以免影響社會的「正常秩序」。但這個秩序是為誰服務？難道不少精神／心理病就不是正正因為這個追求瘋狂生產速度的秩序產生的嗎？那麼誰是正常？是不是定義的人說了算？誰有權定義？是穿著白袍的科學權威嗎？

(原文刊於我的網頁)

(圖片取自www.larrysbeans.com)

上星期和同事小苦吃飯，聽她談到了在一個課程中讀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後的體會，當時本想以社會學的角度回應她，不過一來場合不對，二來也想組織一下再談，於是便決定以文字交代（一貫Jason的作風，喜歡寫多過講）。

全球化是一個相對地新的課題，這是在上世紀後期，當運輸、通訊及金融體系等發展到可以讓資本在本土以外進行積累，並產生了跨國企業之後，才成為一個令人關注的趨勢。由於資本在金融市場快速流動，傳統的國家規範便越來越薄弱。最後，隨著第一世界國家轉向第三產業及服務業方面發展，娛樂、大眾文化及飲食文化大量向外輸出，跨地域文化和在地傳統文化正面交鋒，產生了很多新的社會現象。全球化使傳統知識在經濟、政治及社會層面受到沖擊，於是成為了經濟及人文科學所關注的課題。

(原文刊於我的網頁)

這個星期的熱門話題是商業電台節目《架勢堂》搞的「最想非禮的女藝人」選舉，節目主持人森美小儀隨即被全城聲討，最後要道歉兼暫時停播了事。這兩個人的言談一向極度輕挑，禍從口出絕不為奇，但事情弄大了之後還想狡辯含混了事（說原意是提醒女藝人小心！），則顯示了他們連最起碼的政治敏感度也沒有，可謂死不足惜。讓這些用屁股思考的人受一些教訓也是活該。

這件事引起了一連串有關語言暴力、歧視女性的激辯，另一方面，被蘋果／便利文化養大的「高登硬膠族」竟發起簽名運動去支援森美小儀，可見淫穢低賤文化的滲透度之廣，已到了危險的程度。

(原文刊於我的網頁)

(圖片取自http://www.friendster.com/busuncle)

「巴士阿叔」（註一）已經是一個被過度談論的題材，不過這幾天的新發展帶出了一些頗有趣的傳媒問題，反而引起了我的興趣。

這段在網上流傳的手機短片大約在一個月前出現，並由「高登硬膠族」在網上發揚光大，在不斷談論，二次創作之後，終成為全城談論的事件。這種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爭執，其實並不稀奇，我一個月裡總會遇上一兩次。兩星期前我目睹一位仁兄在地鐵讀免費報章時把報紙掃在鄰座的另一位大叔面上，兩人大聲爭吵了三個站左右，差點還釀成全武打，若是我拍下放上YouTube，可能也會引起相同效果。這種鬧劇可以引起這麼多人談論，本身大概也是一場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