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現象系列之十六 – 天水圍城　

(原文刊於我的網頁)

  林夕最近為李克勤填了一首＜天水圍城＞，成為大碟《演奏廳II》的主打，天水圍再度成為談論焦點。這首詞的沙石甚多，不過這篇文章不是詞評，而是借題發揮，從另一些角度談一談天水圍。

在零四年四月，天水圍發生了家庭倫常慘劇，在傳媒的筆下成為了「悲情城市」，突顯了它的「五高兩低」問題：人口密度高、失業率高、領綜援比例高、單親家庭比例高、家庭暴力／青少年問題數字高；謀生能力的偏低及教育程度偏低。天水圍成為比深水埗及官塘等傳統舊區更差，亟需政府投放大量資源的地區。情況真是這麼嚴重嗎？

天水圍是香港的第八個新市鎮（前稱衛星城市），在八十年代末開始發展，以填平低窪地帶及魚塘創造出二百公頃的土地，加上原來二百多公頃的可發展面積，成為一個共容納三十多萬人口的新市鎮。此市鎮的規劃為純住宅，南面是大型私人屋苑（後來長實取得發展權建成嘉湖山莊）及公共房屋的混合，有兩個大型公園，休憩用地可算足夠。問題是在嘉湖山莊以北一帶，在八萬五大躍進期間建成的居屋全部改為公屋，入住的清一色是新移民和低收入家庭，公共設施奇缺，連像樣的公園也沒有一個。

天水圍最大的問題是對外交通，原規劃沒有預留西鐵進入市中心，要依賴輕鐵貫通全區，甚為不便。三號幹線也只是到了元朗便駁入速度較慢的道路，故此由天水圍往市區動輒要一小時以上，這才是使一般大眾卻步的主要原因。慢慢地，天水圍的公屋便成了沒有選擇權的低收入、單親及綜援家庭的集中地，而家庭問題自然較容易發生。

或許可以用城市社會學的理論去審視天水圍的發展。芝加哥學派（Park）以自然生態作類比，把城市看成弱肉強食的大自然。套用在天水圍，則可把此地看作食物和資源較少的旱地或沙漠，是被猛獸驅逐出來的其他動物的棲身之所。這種看法簡單易明，但忽略了人的因素，因為交通規劃問題是人為的誤失，這塊「旱地」並非自然產生，競逐的動機有所不同。

後來的芝加哥學派（Wirth）把焦點放在城市生活的疏離和冷漠之上，並以此解釋都市化對整個社會體系的重大影響。香港本身已是一個都市，在天水圍居住的市民不見得比其他地區的人更疏離，反而問題出現在聚集在同一個區的受害者，冷漠論不能解釋為何三個女人會相約一同自殺。

較新的城市社會學理論（Harvey，Castells）把城市化看成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權力現象，商人和銀行家只會選擇有獲利機會的地方投資，政府不得不協調發展，並把都心地帶讓給付得起高地價的商人進駐，而把稅收用作提供「集體消費品」- 就是公共房屋，交通及其他基礎建設。在競逐土地資源上，一般市民在缺乏議價能力之下，便要遷到都心以外的地方居住，而弱勢社群就更只能到環境較差及交通較不方便的地區。這個理論似乎較生態論更能反映天水圍的情況。

再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天水圍社區是一個身份認同危機的悲劇，社會大眾越是關注它，住在裡面的人的「他者」標籤就越明顯，外面的人口中關懷，其實心裡慶幸自己不是住在天水圍；另一方面，天水圍的居民就只有逃避／遮掩自己的身份，以免被看成是五高二低的一份子。我們的「關注」其實是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對改善社區其實並沒有實質幫助。若是天水圍的居民能擺脫自己的標籤，組織起來互相幫助及向政府爭取資源，可能比連天水圍也未踏足過的外人指指點點來得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