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現象系列之十一 – 義和團式愛國

(原文刊於我的網頁)

不是因為最近內地刊物《冰點》停刊又復刊的風雨，也不知道原來義和團在內地也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香港的歷史教科書（至少在我讀書那年代如此）把義和團寫成是一個仇外的迷信組織，以妖邪的手段對洋人和國民進行各種形式的打、砸、搶暴行，並以「扶清滅洋」將其行為合法化。而當時慈禧太后和一眾既得利益的權貴在成功撲滅了百日維新後，縱容義和團對洋人、洋務和洋化徹底決裂，最終導致八國聯軍攻入京城，慈禧太后慌忙出走這段國恥。這也是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

而中共對義和團歷史的解讀，是放大了義和團對抗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愛國行徑。作為群眾運動，義和團在這方面可以看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驅，亦在反帝、反殖運動上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大步。以中共的邏輯而言，義和團在歷史上的先進性一定要維護，否則便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否定。從這種上綱上線的思考方式，和歷史必須為黨服務這個原則來看，不難想像為甚麼中共的歷史教科書會用上這種演繹的手法。

不過當我再深想之後，猛然發現自己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也是建基於殖民地教育機構的意識形態之上。以這個前提去編寫義和團的歷史，就算不是從殖民者的角度，也是以西方文明的人文精神本位去看一群「落後迷信」的暴民，在「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煽動下的垂死反撲。這個論述裡充滿了文明／落後的二元對立，以及對「他者」的建構。

歷史從來都是多元詮釋的過程，充滿了選擇和偏見。能否成為主流史觀，取決於權力的滲透／動員能力及其合法性，以及讀者的文化資本和分析／批判能力。義和團的歷史，一定充滿了愛國、仇外等種種民族情緒，再結合了迷信、妖言、無知和暴力等農民運動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問題是那部份的比例較大，以及意識形態構築者想利用那一個部份去達到其目的而已。

內地的新一代都是讀黨的歷史成長，主流的觀點自然偏向愛國反帝那一方，正如我等香港中生代一向只認識義和團迷信暴力那一面一樣；不過近年自由化觀點和西方史觀伴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浪潮席捲內地，有人開始挑戰黨對義和團的解讀，才釀成這一波的爭論。當然這些論戰一方面淪為民粹主義式口號之爭，而另一方面則各自片面搬動史實支持己見，在我看來有點無聊。若是大家能把自己觀點背後的意識形態弄清楚，或許會發覺爭辯也是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