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現象系列之十八 – 社會運動

  澳門在五．一勞動節由工人遊行引發的警員開槍事件，揭示了「東方蒙地卡羅」在歌舞昇平下的暗湧，也正好讓大家反思一下，到底經濟發展是否就是一切？究竟應否優先建立健全的社會制度？什麼是公平的資源分配？警察是公僕還是鎮壓性國家機器？

我也希望可以趁這次社會運動，簡介一下有關的理論，並借澳門的例子來稍作解釋。

馬克思 － 有看這個系列的朋友大概也耳熟能詳了：馬克思把人類歷史的發展，看成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互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最終將不容於生產力解放後的社會。無產階級在醒覺後，便會在資產階級的手中奪回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在馬克思眼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是必然的事實，而示威、抗議甚至革命均是合法的鬥爭手段。

以此理論套入澳門社會並不太合適，因為工人示威的原因並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要求一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他們也不是要打倒在當地掠奪了大部分資源的幾個寡頭壟斷者，而是希望「分享經濟成果」。

James Davies － 他的學說很有趣，和其他人的見解不同，他認為抗爭並非必然發生在壓迫及剝削的社會，反而在生活水平提升的環境下，社會不安的情緒更容易滋生，最後釀成暴亂甚至革命。原因是在改善生活的進程中，未必人人可以受惠，在人人沒飯吃的日子，可能比只有自己沒飯吃的時候更好過，在沒有方式爭取公平待遇下，不滿的情緒很容易被激化為暴亂。

這個理論頗能解釋澳門的現狀：經濟高速增長，但政府沒有相應地提高公共商品（如公營房屋）的供應，並支援被摒於賭業門外的其他技能人士；加上黑工處處，令本地工人開工不足……等等。這批沒有在經濟增長中受惠的澳門人，卻要面對通漲以及樓價飛升的禍害，不滿情緒一發便不可收拾。

Davies 學說的不足，是以單一的角度看社會運動，忽略了其他因素；他的理論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經濟體系，可以在不公平對待各階層下和平地發展起來。

Charles Tilly － Tilly 以四個因素分析社會運動變成暴亂／革命的成因：組織、動員、共同利益及機會。

組織 － 未必需要是固定及正式的組織，好像在澳門的例子，遊行只是由幾個工會團體發起，但響應參與的卻是一般民眾。關鍵的因素，是在合適的時間以最能打動人的理由來組織群眾。

動員 － 具備足夠的資源才有能力動員，換句話說，就是有適當的武器才能上街抵抗武裝鎮壓，而澳門工人赤手空拳抗爭的後果，便是在短時間內被驅散。遊行要變成暴亂甚至革命，需要有組織地計劃及部署，韓國農民在世貿會議期間的舉措，便是最好的範例。

共同利益 － 沒有共同利益便不可能有集體行動。澳門的工人除了沒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外，還身受其害，有了共同敵人，很容易便被號召起來參與抗爭。就正如 1．7．03 那樣，五十萬人香港人出來，因為有一個共同的訴求，就是要董先生好好反省自己是否有能力當特首。

機會 － 有了上面三個原素，還要有觸媒劑來引發。五．一本身就是推動工人爭取權益的好日子，而 1．7．03 的契機則是廿三條立法。

要符合上述四個條件，社會運動才會演變成動亂。澳門的五．一事件符合了三個條件，但動員能力不足，很快便被撲滅了。

Tilly 的另一個論述也很有趣，就是暴亂只在武裝鎮壓下發生。五．一當天若不是有「神勇特警」開槍，未必會發展成後來的推撞。Tilly 理論可說是最廣泛探討社會運動和動亂的學說，可以解釋不同的社運為何會達至不同的結果，下次再有大型社會運動時，不妨以這個理論框架來分析一下。